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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来开放的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20世纪50年代初是行动强度最高的时期;从来不曾有这么多人被拘押在营地、强制劳动流放区和罪犯流放地。这也是该系统前所未有的危机...
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权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连贯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这个问题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得到解决:当局认定,1941至1945年被驱逐的人实际上都是被“永久驱逐”。这样,已达成年年龄的被驱逐者子女之命运所带来的问题,就立即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开的审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义最后几年的显著标志。然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依旧笼罩着战后的俄罗斯。不同类型社会行为的入罪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漫长而残忍的战争过后,该政权可能放松控制的希望终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要重演过去,简直难以置信”,伊利亚.爱伦堡(lya Ehrenburg)于1945年5月9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但他立...
尽管阿根廷队拥有巨星梅西,还是要感叹“梅天王”时代结束了!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恶,以“罪恶”二字述及,已显单薄,用“邪恶”一词论之,方合实情。本文尝试以一句俗语和两个人物为例,对罪恶与邪恶的区别略作分辨。 历史上两个反面人物,因为名声太恶,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无人敢为其说半句好话,可是到了1949年之后,却被中共捧上天:一个是盗跖,一个是少正卯。这两个人都是被孔子憎恶的,因此在中共对孔子批倒批臭的年代,他俩不但翻...
1945年的苏联,最广为人知的是,遭到严重破坏却成为获胜国。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写道:“1945年,作为一个伟大而荣耀的国家,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们眼中新的救世主。”没人记得,或至少似乎没人愿意回忆,这件事隐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胜利那年也是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全盛时期。当与世界其余地区讲和之际,苏联的...
1941至1944年间,古拉格的生存条件最为艰难。饥荒、流行病、过度拥挤和非人的剥削,加剧了Zeks(译者注: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持续的苦难。他们工作时也经受着异常严酷的条件,并不断遭到大批线人的监视。其工作是揭发“囚犯的反革命组织”。每天都会进行就地处决。
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被以“与纳粹占领者大规模勾结”为由,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后,1944年7月到12...
卫国战争期间对各族群全体的放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历史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这些民族被集体指控“采取颠覆策略、从事间谍活动和勾结纳粹占领军”。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局才最终承认,发生了“普遍的过度行为”。60年代,一些因“勾结敌人”而从地图上被删除的自治共和国,最终恢复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余活着的被放逐者才最终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项统计而引人注目。这一年,古拉格和苏联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达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纳著逾193万人,比前一年多出27万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计入的120万“特殊移民”外,还有新的“苏维埃化”领土上的逾50万人被驱逐。苏联监狱理论上的限制是23万4,000名囚犯,却关押著46万2,000人;那年的判决总数大幅上升,一年内从70万攀...
波兰领土一被吞并,苏联政府就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的首脑传召到莫斯科,将“互助条约”强加于他们。根据这些条约,他们“邀请”苏联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紧接着,25,000名苏联士兵进驻爱沙尼亚,3万名进驻拉脱维亚,2万名进驻立陶宛。这些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每个理论上独立的国家的常备军。1939年10月苏联军队的进驻,标志着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真正终...
1939年8月24日,得知前一天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该条约的宣布,对世界很多地区造成巨大冲击。这似乎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转变,但公众舆论对此毫无准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两个表面声称信奉如此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权何以能连结在一起。
以迄今未知的规模镇压社会,是20世纪30年代的显著标志。它也见证了集中营系统的巨大扩张。现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档案,让人们得以仔细审视这些机构的演变,从而揭示出诸多秘辛,包括其组织结构的变化、大型活动的时期、囚犯人数、他们的经济地位、被据以判刑的罪行种类,以及按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但仍有许多灰色地带。特别是,尽管古拉格官僚机构保存有对囚犯人数的...
知识分子是又一个沦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会群体。关于他们,现在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得。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被公认的社会群体,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约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场恶毒的报刊宣传运动痛斥经济、历史和文...
付出代价最惨重的是波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人的情况有点不寻常,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脱胎而来。1906年,该党在自主的基础上,获准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与波共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许多社会民主党籍波兰人都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内谋求发迹,仅举几例,如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温施利希特(他们都曾是格别乌主管)以及拉狄克。
大恐怖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不具名的。以下是1938年第24260号档案一份“普通”文件的摘录
现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大屠杀受害者的类别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上世纪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数的统计数据,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详细讨论。这一资料涵盖了所有囚犯群体,而不仅仅是大恐怖期间被捕的人,但未详细说明叶若夫时期被判送入集中营的受害者类别。尽管如此,一些模式还是可以识别的,尤其是接受过某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数(1936至1939年占比超过70%)激增...
多数关于大规模镇压的指示与政治局通过的所有其它决议一样,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根据近来可得的档案资料看来,斯大林也是多数镇压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时,中央书记处收到了西西伯利亚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科罗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来信,内容是关于对一些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农学家审判的程序。10...
关于恐怖集权化的问题,来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阅的文件证实,大规模的镇压确实是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最血腥的镇压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发生的“肃清前富农、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的行动,其组织和实施颇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机构各自的角色。
关于大恐怖已有诸多著述。它在苏联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Ezhovshchina)。毫无疑问,当尼古拉.叶若夫掌管NKVD时(从1936年9月到1938年11月),苏联社会每个层面都感受到了镇压的效应,从政治局一直到街上被捕的普通公民。数十年来,大恐怖的悲剧在一片沉默中被忽略。西方只在莫斯科见到三场引人注目的公开审判,分别是在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
这项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内部护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对人口的“护照化”对付的是几个精心定义的目标,正如这项法令的序言所解释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会寄生现象”,以防止富农“渗透”进城市中心和市场,并限制农村人口外流,保护城镇的社会纯洁性。所有超过16岁、尚未被剥夺权利的成年市民,如铁路工人、建筑工地的长期工,以及国营农...
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被剥夺公民权的其它社会类别中,神职人员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显著标志是,这个苏维埃国家对教会发起第二次大型攻势,跟进了1918年至1922年的袭击。上世纪20年代末,一些高级教士反对向苏联政权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担任教会元首的谢尔盖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尽管如此,东正教会在苏联社会依然...
尽管农民整体上在斯大林对社会的改造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被划为“社会主义新社会”之“社会外来分子”的其它社会群体,也蒙受侮辱,被剥夺公民权利,失去工作和家园,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并遭到流放。“资产阶级专业人员”、“贵族”、神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店主和手艺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起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里人,根本不符合“无产阶级工人和社会主义...
在受饥荒影响的所有地区,铁路票的销售都被立即暂停,并由格别乌设置特别的路障,来防止农民离开所在地。1933年3月初,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个月内,就有21万9,460人被拦截,作为限制饥饿农民大批迁往城市的行动的一部分;18万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对于被逐出城市者的命运,则未提及。
整个一系列压制性法律中,包括1932年8月7日颁布的一项知名法令。它在农民和政权之间的战争达到顶峰时,起著决定性作用。该法令规定,只要犯下“任何盗窃或损坏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就对其进行处决或判处关集中营10年。它在民众中逐渐被称为“穗法”,因为根据该法被判死刑的人通常不过是从集体农场的田里拿了几穗玉米或黑麦。从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超过12万5...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一直被公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根据现今可得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有超过6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然而,和俄国在沙皇治下不定期遭遇的一系列饥荒不同,这场灾难是新体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在此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将该体制形容为是对农民的“军事和封建剥削”。饥荒是可怕的社会退步的一个悲剧性例证。这种退步...
中央当局渴望从他们所称的“特殊被流放者”的劳动中,以及1932年以后劳改地(work colonies)囚犯的劳动中,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对中央当局来说,遗弃被流放者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监管劳改地囚犯的格别乌官员普兹茨基(N.Puzitsky)所指出的,这可能会被归咎于“地方领导人的过失犯罪和政治短视。他们尚未习惯于将前富农移民的想法”。
1930年和1931年,共有180万3392人被正式流放,作为去富农化计划的一部分。有人或许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其“新生活”的头几个月死于寒冷和饥饿。西西伯利亚的档案中包含一份惊人的文件。1933年5月,该文件被西西伯利亚纳瑞姆(Narym)党委一名指导员,以报告形式发送给斯大林,内容涉及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放逐的两个车队6,000多人所遭遇的命运。尽管该文件涉...
放逐行动的特点是,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完全缺乏协调。因此,被捕的农民有时被关在临时监狱(营房、行政大楼和火车站)里数个星期。大批人设法从那里逃了出去。格别乌给第一阶段分派了240支车队,每队包括53节车厢。根据格别乌的规定,每支车队包括44辆牲畜运输车,每辆载有40名被放逐者;还包括8节运载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个家庭限480公斤)的车厢,以及一节运...
农民们只是在整个3月和4月才设法推迟了集体化。他们的行动并未促成一个拥有领导人和地区组织的中央抵抗运动团体建立。因过去10年中不断地被当局缴获,武器也供应不足。尽管如此,反抗仍难以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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