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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五章“一國兩制”的失敗(12)

【多維連載】

一旦他們真地相信了共產黨的主張,認識到共產黨的力量,並敢於重新審視西藏的傳統生活和把舊西藏的社會結構判為不合理,他們是不難被共產黨動員起來,並且陷入革命的狂熱之中的。

藉助先進的武器和作戰技術,中共軍隊可以在幾十小時之內打垮集中在拉薩的藏人武裝,但是肅清游擊於雪山草原之間的反抗者卻遠為困難得多。中共蘭州軍區一個主力團在藏北草原迷失方向,電臺摔壞,斷了聯繫,失蹤四十五天才被飛機找到,其間只能以野獸野草充飢,卻沒有找到一個“叛匪”〔65〕。沒有及時截斷通往國外的道路,還使得相當一部分反抗者攜帶武器逃過邊境,以印度、尼泊爾等國為基地,不時返回西藏進行作戰。反抗戰士熟悉地理氣候,多為騎兵,善於游擊,有群眾基礎,可以就地籌措給養,這些都是中共軍隊無法企及的,所以最終徹底平息他們所稱的“西藏叛亂”,時間長達幾年。面對西藏特殊情況給軍事行動帶來的不利條件,為了盡快穩定佔國土面積四分之一的西藏和藏區,中共除了加緊軍事圍剿,還必須同時切斷西藏老百姓對叛亂的支持,使叛亂者無法得到人力物力的補充,難以藏身。不切斷這種支持,“平叛”將是無止境的。中共當時從兩個方面著手做這件事,一是發動它所稱的“民主改革”──即窮人翻身,通過廢除勞役、均田分地、鬥爭“三大領主”爭取西藏底層百姓轉移立場,分化他們與西藏上層的傳統效忠關係,摧毀莊園經濟和寺廟政治等傳統社會結構,從而使西藏上層領導的武裝反抗失去群眾基礎﹔二是實行恐怖政策,對一切與叛亂有關聯的人給以嚴厲鎮壓,通過剝奪生命﹙處決﹚或剝奪自由﹙關押﹚消滅叛亂方面的人力資源,並在西藏人中間造成人人自危的氣氛,使老百姓不敢給叛亂者以任何形式的同情和支持。

當時中國內地正處於“大躍進”之後的嚴重困難時期,餓死了上千萬人,問題成堆,危機重重,中共急於擺脫西藏“平叛”在背後的牽制,使其不惜使用“快刀斬亂麻”的極端方式,加上中共體制決定的“寧左勿右”、“層層加碼”之傾向,最終導致中共的“平叛”成為對藏人一次波及廣泛的大迫害。受株連的藏人達到相當高的比例。十世班禪喇嘛雖然在西藏叛亂時期站到了中共一邊,並在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取其地位而代之,但是他最終也無法忍受中共對藏人的殘暴行為,於一九六二年寫了一份著名的“七萬言書”,向中共最高層發出抗議和指責。在“七萬言書”中,他這樣指控“平叛”對藏人的迫害﹕有些人在叛亂時住在叛亂地方或者去過叛區,或者只因路過叛區住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亂份子的帽子。關於同叛亂份子的聯繫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過新舊往來關係,甚至給路過的康人安多人借過宿的也都算作與叛亂份子有勾結的人﹔對於出於害怕而給過叛亂份子財務的,和被股匪搶劫過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亂領主之命,不得已而支援過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願支援叛亂者相同的帽子。還有嚴重的是對一些人毫無原因的也被幹部或積極份子隨意捏造罪惡,加上了叛亂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例如對我和與我一樣的知名愛國進步人士,也竟被無中生有的稱為反動派,那麼別人就更不用說了。總之,對於大部份可戴可不戴叛亂帽子的,和不少不應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關獄,沒收其佔有的財物等,同叛亂罪魁一樣處理......〔66〕

我曾經在青海藏區的下日乎寺遇見過一個雲遊喇嘛,名字叫洛珠。洛珠的漢話說得異乎尋常地好,在藏人尤其在喇嘛中是少見的。當我誇他的漢話好時,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不僅會說普通話,還會說上海話和廣東話,走遍中國沒問題。問起他怎麼學的,才知道那完全歸功於“平叛”。當時十幾歲的他被當作“叛匪”抓起來。關了十多年,在柴達木的荒灘戈壁上“勞動改造”。他在的勞改小隊裡只有他一個藏人,另外十三個勞改犯是來自中國十三個不同省份的漢人。為了一塊勞動和生活,他不得不學漢話。那時普通話在中國還沒有普及,他得同上海人講上海話,同廣東人講廣東話,同北方人講普通話,就這麼學了好幾種方言。後來同隊的漢人之間彼此講不明白話時,還需要他給翻譯。

洛珠自己不承認他參加過“叛亂”。即使是他真跟所謂的“叛亂”有些瓜葛,十多年的關押也重得過份了。他當時畢竟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頂多是跟著起哄的角色。我在與洛珠分手的當天晚上,住在黃河邊一位木匠的帳房裡。他姓楊,是羌族人。羌人的傳統文化與藏人有很多接近之處,兩個民族常常混居在一起,所以西藏叛亂時不少羌人也捲了進去。老楊的爸爸和舅舅從國民黨的黃埔軍校畢業,是羌族早年的軍事首領,那時也一塊投身於反對共產黨的叛亂。叛亂失敗後,兩人都逃往印度。老楊那時大學剛畢業,雖然他跟叛亂一點關係也沒有,倒霉卻全落到了他身上,先是挨整,然後開除公職。在得知即將抓他的消息時他逃跑了,從此常年在藏區到處流浪,白天裝成個只會幹活的文盲,夜裡偷偷聽美國之音的英語廣播。後來他娶了一個藏族牧女為妻,生了一堆孩子。他說他的一生都被共產黨給毀了。雖然後來鄧小平的改革政策解除了政治迫害,他的生活方式卻已經無法改變。他曾帶著妻子孩子試圖回四川定居,但妻兒只習慣高原生活,無法忍受內地的炎熱潮濕,只好全家又搬回來,重新在黃河邊支起牛毛帳房。

我在一天之內打交道的兩個人都在“平叛”時受牽連,由此能對“平叛”涉及的範圍略見一斑。“平叛”對藏人就像“文化大革命”對漢人一樣,凡是稍微有點地位或文化的人,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牽連。與我那些藏人朋友談起來,差不多人人都有親友在那時被殺或被關。我有一個朋友是位藏族縣長,名字叫昂強,她爸爸是當年果洛一個小部落的頭人。她告訴我她爸爸一直比較喜歡漢人,也擁護共產黨,所以在整個果洛全部參加叛亂時,只有她爸爸管轄的部落沒有參加。但是厄運照樣落到他頭上,他被抓走並且死在了監獄。昂強說﹕“那時共產黨威信最差,見人就抓,過路的人抓,放牧的人抓,到監獄送吃的人也抓,連給他們押送犯人的人也抓,只要是藏民,抓起來就湊數,可能是有指標的吧。當官的都是漢民,藏民怕漢民,敢怒不敢言。”青海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塔爾寺有十個活佛,平叛時被抓起來八個,最小的當時才十多歲。

按班禪喇嘛的說法,當時“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67〕他在“七萬言書”裡指責道﹕

在關押犯中,除去在西藏軍區關押的一部份上層和一般監獄內有少數管理人員能按照黨和國家的法律執行外,其餘大部份監獄中對關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這類問題的負責人或管理人員不關心,加之看守員和幹部對那些殘酷無情地惡言恫嚇、恣意毒打﹔並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摸黑的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對年在五六十歲,體質衰弱,已接近死亡的年老關押犯,也讓進行十分苦而重的體力勞動。當我回來走動之際,看到這種痛苦情景時,雖然心中不由自主的產生了悲愁,和想“難道不這樣不成嗎”的憐憫之心,但是沒有任何辦法。〔68〕

那場“反叛亂”的清洗運動無疑是以非法治和非人道的方式進行的,即使以中共的標準,也存在大量冤假錯案。然而對於中共實現從政治上迅速地控制西藏,卻是十分有效。那場清洗徹底地打垮了西藏上層社會──不僅是從階級和政治上打垮,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逮捕和關押,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使他們從西藏的人間消失,不再成為中國統治的隱患。

在“叛亂”和“平叛”中到底死了多少西藏人,這是一個目前說不清楚的數字。舉三個不同來源的數字為例,彼此相差幾十倍。吉柚權的數字是“擊斃、擊傷和俘、降叛亂武裝人員九萬三千餘人”〔69〕。反對中共政權而贊成西藏獨立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曹長青在他主編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一書序言中,提供的數字是“八萬七千多藏人被中共殺害”〔70〕。而西藏流亡政府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白皮書,稱“不計餓死及政治迫害而死的藏人,僅死於平叛戰場的藏人人數即達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人”〔71〕。吉柚權的數字來自西藏軍區檔案,但是死、傷、俘、降的數字混在一起,平民被殺是否包括在他所界定的“叛亂武裝人員”之內不得而知,另外沒有計算死在監獄和勞改營的人數。西藏流亡政府的數字似乎又有些誇大,我不知道其來源何處。不過可以暫且拋開數字爭論,當時整個藏族人口不到三百萬,即使按最低數字考慮,被殺二、三萬人,就是其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已經足夠駭人聽聞。

吉柚權提供“平叛”中中共解放軍陣亡數字為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其中軍官六十八人﹚,傷一千九百八十七人﹙軍官二百人﹚〔72〕。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中共的地方人員陣亡或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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