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3、“翻身”
中共最終明白,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幟下的。那兩面旗幟都舉在西藏上層社會手中,外來的漢人是無論如何搶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
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的一體性就被打破。哪個民族都有窮人和富人,都有壓迫和剝削。而不分民族,天下窮人應該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烏鴉,宗教則是富人用來麻醉窮苦人民的精神鴉片。一旦打起階級鬥爭的旗幟,中共就不再僅僅是漢族人的政黨,而成為普天下窮人的領導者和代言人,從而就有了從民族與宗教旗幟下把西藏窮苦百姓爭取到自己一邊的可能,領導他們去打倒西藏上層社會──同時那也就砍倒了西藏上層所把持的民族與宗教之旗,只剩自己的獨樹一幟。
所以,中共在藏人中間首先要做的,就是將原本保持和諧狀態的西藏階級關係,挑撥為具有仇恨和鬥爭的關係,打破西藏底層人民對統治者的傳統效忠,讓他們把原來的主人視為“階級敵人”,才能將效忠轉移到讓他們獲得了“翻身”的中國主人身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派出的工作隊最先著手的就是引導西藏老百姓開展“訴苦”,然後是“挖苦根”,幫他們算帳,到底是“誰養活誰”,引導他們討論“為什麼農奴子子孫孫受苦受窮,而農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來就享福”、“藏政府是保護誰的,是為誰服務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問題〔25〕。進行這種“洗腦”的目的,就是要讓藏人接受階級壓迫是不合理的觀念。
通過“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感情培養和階級觀念的灌輸,中共工作隊首先在最窮的藏人中發展了一批他們所稱的“積極分子”,再通過積極分子幫助工作隊開展工作和動員群眾,工作隊也以積極分子作為建立基層政權的骨幹。由於那些窮苦藏人大都沒有受過教育,把他們放到領導崗位引起人們的異議。工作隊就組織討論“舊社會誰最有文化”、“誰最了解貧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辦事經驗,對窮人翻身有好處嗎”等事先定了調的話題,把反對意見壓下去〔26〕。無疑,這樣做的結果換取了積極分子的忠心。
歷史上,大多數底層藏人無怨言地服從上層社會,這是事實,然而那並不意味西藏的傳統制度因此就完全合理。前面已經提到,那種服從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宗教“來世”的逆來順受。出於怕遭報應的心理,西藏的窮人開始可能對中共指引的“翻身”並不熱情,甚至跟隨主人一起“叛亂”,與前來“解放”他們的中共軍隊作戰,最終還可能與主人一道流亡印度,繼續服侍主人。但是無論西藏的傳統和宗教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終究是一種後天的修行和約制,而“趨利避害”則是人的先天本性,是千萬年物種進化的結果,本質上應該更強於傳統和宗教對人的約束。中共以階級劃分重新分配財產和確定社會地位,給了佔人口多數的底層藏人以利益和地位上升,免卻了他們原來視為“天命”的痛苦,所以是有壓倒傳統與宗教的必然力量的,一定會吸引相當數量的底層藏人投向中共一邊。例如中共所實行的“廢差廢債”,窮人欠的債從此可以不還,以往世代承擔的差役也全部取消,怎麼可能不受到他們歡迎﹖那些頭髮被磨光、背被磨爛的揹水女人們從此可以對住在高處的上等人說﹕要吃水,請自己揹吧,她們那時的確會有解放了的感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早晨,西藏山南凱墨溪卡和凱松溪卡的農民二百五十多人,敲著鑼鼓,喊著口號,遊行到各個債主家進行“說理鬥爭”,要求債主廢債,索回債據,勒令債主歸還抵押物,當場燒毀契約等。一路上不斷有人自發參加遊行隊伍,最後達到一千五百多人,來自二十多個溪卡〔27〕。無疑,這個遊行肯定是中共工作隊策劃與指使的,其宗旨與“欠債要還”的基本道德也是違背的,但它對欠債人的利益是明顯的,所以不僅吸引欠債農民積極參加,連當地的喇嘛也有幾百人自發參加〔28〕。到一九五九年九月,據山南、塔工、江孜、拉薩、日喀則五個地區的不完全統計,廢債數額達到八百五十萬克﹙一•一九億公斤﹚糧食,一千五百六十萬品藏銀〔29〕。
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是挾“平叛”之威搞起來的。剛剛殺了成千上萬的人,把更多數量的人抓進監獄,並且數萬士兵還正在縱橫西藏全境清剿“叛匪”。西藏上層階級已經被打斷了脊樑,流的血產生了足夠的震懾力,使他們不敢對窮人“翻身”的要求說“不”字。不少上層人士為了向共產黨討好,主動申請在自己的莊園實行改革。而西藏下層人民也從上層社會的悲慘下場中,對比出共產黨的力量遠為強大,他們以往所敬畏的官府和貴族沒有什麼了不起,於是他們就有了把老爺踩在腳下的勇氣,放心大膽地跟著共產黨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西藏新的最高權力機構──自治區籌委會召開第二次全會時,西藏各階層六百人列席會議,其中有一百名是各地“農會”委派的農奴代表。這在西藏歷史上是第一次。無疑,被邀請列席的六百人都是擺設,一切都由共產黨決定。然而同樣被當成擺設,對參加會議的貴族來講是地位下降,對西藏農奴來講,跟貴族坐在同一屋頂下討論西藏前途,卻是他們祖祖輩輩做夢也未曾敢想的榮耀。這種變化給了他們巨大的鼓舞。就是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西藏全面實行“民主改革”的決議。
“民主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把原來被上層社會佔有的土地牲畜按平均方式分給人民。當時中共將原屬西藏政府和寺廟的土地全部沒收,上層人士凡參加“叛亂”的,財產也予沒收。按照中共統計,當時西藏共有貴族和大頭人六百三十四戶,其中參加“叛亂”的四百六十二戶,佔七十三%〔30〕。可知被沒收的財產是相當可觀的。對那些沒有參加叛亂的上層人士,中共採取了“贖買”政策,即由北京出錢,把他們的財產買下來分給西藏百姓。
中共聲稱其沒收的財產全部分給了西藏百姓。西藏的財產主要有四部分組成,土地、牲畜、房屋,這三部分的確都分了,還有一部分是金銀珠寶和貴重首飾。藏人對積攢珍寶首飾有特殊的興趣,尤其是顯貴家庭家家都有,西藏寺廟更是世世代代累積了無數金銀珠寶。這一部分財產因為大都屬於可以隨身攜帶的細軟,不少被流亡者﹙包括達賴喇嘛﹚帶往國外2。被中共沒收的肯定也不少,但沒有證據表明這部分財產也分給了百姓。有一種說法是被中共運回中國內地,放進了中國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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